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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遵义会址的新发现
发布日期:2021-09-28 09:0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 次 

  看了你(们)的副刊,很不错。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,是前些时候去贵州遵义的一个新发现,顺便给你看看,可用否?(我不会电脑打字,请谅!)

  石英 原名石恒基,笔名荧光,山东龙口人,1934年出生,1949年参军,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。历任山东省军区机要干部、《新港》月刊编辑、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、《散文》月刊主编、天津作协副主席、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、编审、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。享受国家特殊贡献津贴。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火漫银滩》、《血雨》、《密码》等,诗集《故乡的星星》、《石英精短诗选》等,散文集《秋水波》、《母爱》、《石英杂文随笔选》等,短篇小说集《气节》,中篇小说《文明地狱》,传记文学《吉鸿昌》,专著《怎样写好散文》等50余部,计1000万字。www.654133.com,长篇小说《同在蓝天下》、《离乱之秋》均获天津市鲁迅文学奖,散文《武夷山的雨》获天津市作品一等奖,《厦门风韵》获中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。

 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(1935年1月)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。它对于党和红军的前途与命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以遵义会议为节点,红军由之前十分艰险的处境而发生重大转机,在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导下,红军走向冲破困难而取得长征胜利的道路。这是人们应该详知的历史事实。

  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先后三次去过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,竭诚参观了那座会址小楼以及相关的一切。三次参观,设施和相关资料一次比一次更丰富,也更完备。最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最近这一次,亦即2015年9月,因去贵州紫金洞采风,又专程拜谒了遵义会址。在一楼的原警卫室的门前,一个很眼熟的标示中,看到了八十年前遵义会议期间的警卫组、机要组和其他配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名单。其中有三位同志是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见过的,而其中一位还曾有过较深的接触。他们是:五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、机要局局长黄有凤(在标志牌上写的是黄友凤,实为一人),还有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处长肖光。这三位老同志中,李、黄二位是我在北京机要工作会议中见到的,但只听过他们的讲话,没有单独接触。而肖光同志则是在他1951年和1952年去当时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兼山东军区机要处检查工作(或去北京途经济南)时,曾见过面,并进行过亲切的谈线年,我曾先后两次创造了机要译电数量质量的新纪录,超过普通标准的三至四倍而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表彰。当然作为领导机关的华东局机要处,肖光处长是很了解情况的。所以他先后两次和我谈话也就不足为怪。不过,他并没有过多谈及我个人的“业绩”,而是以宏观的高度谈到机要译电工作的重要性,并对我进行鼓励。在这之前,我处的张副处长就曾对我讲过肖光同志是一位老红军干部,十二三岁就参加了革命,并参加了长征。至于在遵义会议的经历,还是肖光同志与我谈话中“带”出来的——他那时就是一名小机要译电员。

  他曾问我去没去过贵州遵义,我说没去过。他说遵义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,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。有一段话我永生不会忘记,而且我在别的地方也从未见到和听到过。肖光同志说那是遵义会议期间在吃饭时听主席随便说起的话题。主席说:“遵义这个地名好,遵义遵义,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遵行人间大义。”

  虽然已过去六十多年,但肖光同志与我接触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,他个头不高,但敦实匀称,两次见面时都身着蓝灰色的干部服,军帽也是同样颜色的,整齐笔挺。说话时好像带一点广东口音,香港六合金明世家。但不难懂。当时我不便问他多大岁数,我们的张副处长也没有对我讲。我判断他至多有四十岁,或者仅仅三十多岁也说不定。因为在上世纪四、五十年代之交,所说的“老”红军、“老”干部实际上岁数并不大,若以今天的观点来说,其实还是很年轻的哩。

  第三次遵义之行引发出我对故人亲历过的一段记忆。肖光同志,还有上述我亦见过而未深谈的另两位老同志,今天或已作古;如果在世,亦应该有九十好几甚至是百岁高龄。我因1956年报考大学而离开机要战线,不再知道他们的讯息,却一直也未忘记。对照他们,我从经历和年龄上说,应属于承前启后的阶段,理应成为他们革命精神(包括我所知的革命经历)的继承者。所谓薪火相传,不致断裂。此应为理所当然之责任。如此,始不愧焉。